译文
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,哪一位不是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和君子来与他们一同治理天下的呢?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,往往不出里巷,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?(其实并不是)是上边的君主去主动寻求和发现的。现在天下还未安定,这正是特别急需寻求贤才的时候啊。
“孟公绰如果担任赵、魏两国的家臣则很优秀,但他却不能胜任滕、薛这样小国大夫的职位。”如果一定要等到廉洁的人才才使用,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于世呢!如今天下难道就没有穿着粗布衣服却怀揣真才实学、像姜尚那样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吗?又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虽有盗嫂受金之嫌,却最终得到魏无知极力推荐而成就大业的人吗?
赤璧之战后,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;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;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。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,阻力非常的大。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(210),以迫切的心情,写了这道求贤令,希望有更多的“贤人君子”和他一起“共治天下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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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,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,字里行间,交织着深沉的感情,文辞恳切,语言淳朴率直。
文章开篇便从宏观角度深入剖析,自古以来,“受命及中兴之君”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,无外乎是依赖于“贤人君子”的“共治”之力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“上之人”往往因为不擅长辨识贤才,导致即使“贤人君子”近在咫尺,也未能及时发现。这一现象不禁引发了一个深刻的思考:要获得贤才,首先必须学会识别贤才。
文章第二段则进一步将讨论聚焦于具体的用人策略,明确提出了“唯才是举”的用人方针。为了支撑这一方针的合理性,作者首先引用了孔子的智慧箴言,通过孟公绰的适与不适之处,
齐桓公出猎,逐鹿而走,入山谷之中,见一老公而问之曰:“是为何谷?”对曰:“为愚公之谷。”桓公曰:“何故?”对曰:“以臣名之。”桓公曰:“今视公之仪状,非愚人也,何为以公名?”对曰:“臣请陈之,臣故畜牸牛,生子而大,卖之而买驹,少年曰:‘牛不能生马。’遂持驹去。傍邻闻之,以臣为愚,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。”桓公曰:“公诚愚矣!夫何为而与之?”桓公遂归。
明日朝,以告管仲,管仲正衿再拜曰:“此夷吾之过也。使尧在上,咎繇为理,安有取人之驹者乎?若有见暴如是叟者,又必不与也,公知狱讼之不正,故与之耳,请退而修政。”孔子曰:“弟子记之,桓公,霸君也;管仲,贤佐也;犹有以智为愚者也,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。”
延陵季子者,吴王之子也,嫡同母昆弟四人,长曰遏,次曰余祭,次曰夷昧,次曰札。札即曰季子,最小而贤,兄弟皆爱之。既除丧,将立季子,季子辞曰:“曹宣公之卒也,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,将立子臧,子臧去之,遂不为也,以成曹君,君子曰能守节义。君义嗣也,谁敢干君?有国非吾节也。札虽不才,愿附臧,以无失节。”固立之,弃其室而耕,乃舍之。遏曰:“今若是迮而与季子,季子必不受,请无与子而与弟,弟兄迭为君而致诸侯乎季子。”皆曰:“诺。”故诸其为君者皆轻死为勇,饮食必祝曰:“天若有吾国,必疾有祸于身。”故遏也死,余祭立;余祭死,夷昧立;夷昧死,而国宜之季子也,季子使而未还。僚者,长子之庶兄也,自立为吴王,季子使而还,至则君适之。遏之子曰王子光,号曰阖闾。不悦曰:“先君所为,不与子而与弟者,凡为季子也,将从先君之命,则国宜之季子也,如不从先君之命而与子,我宜当立者也,僚恶得为君?”于是使专诸刺僚,而致国乎季子。季子曰:“尔杀吾君,吾授尔国,是吾与尔为乱也。尔杀我兄,吾又杀尔,是父子兄弟相杀,终身无已也。”去而之延陵,终身不入吴国,故号曰延陵季子。君子以其不受国为义,以其不杀为仁,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。
延陵季子将西聘晋,带宝剑以过徐君,徐君观剑,不言而色欲之。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,未献也,然其心许之矣,使于晋,顾反,则徐君死于楚,于是脱剑致之嗣君。从者止之曰:“此吴国之宝,非所以赠也。”延陵季子曰:“吾非赠之也,先日吾来,徐君观吾剑,不言而其色欲之,吾为上国之使,未献也。虽然,吾心许之矣。今死而不进,是欺心也。爱剑伪心,廉者不为也。”遂脱剑致之嗣君。嗣君曰:“先君无命,孤不敢受剑。”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即去。徐人嘉而歌之曰:“延陵季子兮不忘故,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。”